任何一类文化传统，一旦丧失其固有的生存土壤和影响力，必然会从社会文化体系中逐渐脱落。这是一种无奈的失落，也是非遗保护的紧迫性所在。

接力棒为何难下传

2015年，江川区前卫镇小街村委会上大河咀村83岁的老人王家云长逝。伴随着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一项民间绝技——翻猪牙齿。

王家云生前表演翻猪牙齿技艺

翻猪牙齿，即由传承人在民间戏曲《钟馗拿妖》中装扮成善于斩妖除鬼的钟馗，表演绝技翻猪牙齿，达到驱疫逐祟、祈福纳吉的目的。

翻猪牙齿所用的猪牙，采用成年公猪两颗獠牙磨制而成，呈弯曲的牛角状，长约五厘米左右，表演者通过舌头操控，排除掉猪牙中的空气，使猪牙吸附在舌尖，然后以舌头控制住牙齿做内外、上下、交叉运动，做出藏牙、包牙、虎牙、掏鼻、夹鼻、勾腮、扫牙、勾颌、站牙九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动作。

传承人王家云去世前介绍，前几代艺人都是边翻猪牙齿边演唱，到他这一代，因为上一代传人的壮年早逝，导致唱词失传。即便如此，翻猪牙齿也堪称既具观赏价值、又有文化底蕴的民间绝技。

可惜的是，这样的绝技我们却没能留住。

王家云老人如果晚走一个月，就能拿到市级非遗传承人的证书，对此，江川区文化馆办公室主任、非遗办专干杨江涛一直心存遗憾和惋惜。

这些年来，在玉溪各地类似的遗珠之憾在一幕幕上演。

时间孕育出了缀满果实的文明参天大树，斗转星移，在这棵大树上，新果子在长出，老果子在脱落。今天，时代的变迁，科技文明的进步，快捷的生产生活节奏，丰富的娱乐方式，让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社会变革，文化断层。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办公室主任张培学看来，中国农耕传统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传统文化“水土流失”，很多非物质文化活动项目因此丧失了生存土壤。传统节庆、庙会、社火和建房、婚丧等重要的民俗以及灯会、歌会之类活动或式微，或简化，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容脱落殆尽。

记者翻阅相关文史资料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塔区有滇剧、花灯、毛驴灯、高跷、烟盒舞、霸王鞭等近30种民间艺术形式，能表演滇剧、花灯剧的文艺队40多个，能表演者超过千人；如今，能演出传统花灯、滇剧传统剧目的团队十不存一，能表演者已是寥寥无几。

其次，大浪淘沙，芳华涤尽。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化浪潮的席卷，大批传统的手工艺行当风光不再。

江川区文化馆的一项调查显示，1955年前后，当地打铁、竹编、剪纸、刺绣、木雕、泥塑、石雕、陶瓷等行当有60多类，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2017年，全区仅有10多个手工艺品种，从业人员减少至3000余人。

再次，历经劫难，传承中断。据江川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1957年后，“大跃进”浪潮吞没了很多历史文化遗产项目。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让许多民间艺术被扣上“封建陋习”的帽子，被列为“四旧”而遭到封杀，进入消歇状态达20多年，因此耽误了传承。

在市非遗办提供的一张照片上，三位年逾古稀的花灯艺人围坐在林间，准备一展歌喉，也许，这是他们年轻时常上演的一幕。如今，虽然弦歌犹在，但老人身后无弟子侍立、身前无人围观欣赏。这张照片上的情景，是我市众多的非遗项目传承状况的真实写照。

张培学告诉记者，2005年进行非遗普查时，所登记传承人平均年龄已经60多岁，许多都是七八旬的老人，时过十余年，相当数量的老艺人先后辞世。今年，市非遗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市65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已有28人离世。

传承土壤水土流失严重，人才青黄不接，导致传承难以维系，传统文化王国的荣光正在渐渐淡去。

通海高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公孙馨指导后辈传人

稳步推进的保护工作

2015年，玉溪日报记者蔡传斌一篇报道通海女子洞经音乐生存境况的稿件，荣获了云南新闻奖一等奖。那些维系传统不中断的民间艺人用情之深，其生存状况之难，令人心生黯然。

庆幸的是，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近两年来，通海女子洞经音乐和高台表演两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获得了经费扶持，暂时走出了不绝如缕的传承危局。

据张培学介绍，“非遗”是非物质类的文化遗产的简称，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特点是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目前，非遗主要内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10个类别。

十余年来，围绕着非遗保护，市、县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基本摸清了家底。2005年3月，全市以县区为单位，组织开展了一次非遗普查，初选出736个项目进行了登记。目前，已整理出其中504项，市非遗中心建立档案，以数字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保存。

二是一批项目得到政府层面的保护。全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有6项，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项目有14项，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项目有160项，列入县区级非遗名录的项目有387项。据张培学介绍，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非遗项目，国家给予相应的专项保护经费，花灯获100万元，澄江关索戏和元江棕扇舞各90万元，通海高台80万元，滇剧40万元、通海女子洞经音乐40万元。

三是一批传承人得到命名。全市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有4人，被命名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有65人，被命名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的有139人，被命名为县区级非遗传承人的有210人。每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年获得2万元传承经费扶持；每名省级非遗传承人获5000元扶持；每名市级非遗传承人获5000元扶持；新平县每年对每名县级传承人给予2000元的补助。

四是非遗搜集、整理和研究开花结果。2006年以来，编辑出版玉溪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目前已公开出版了《节庆篇》《民俗篇》《民歌篇》《花灯调》《玉溪花灯戏》《滇剧》《工艺美术篇》《民族民间工艺师》《松元太平花灯》等书籍。

五是多渠道参与展示活动，扩大了玉溪非遗影响。近年来，全市建立省级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3个，建成传习馆和传习基地、传习点30余个。

全市除每年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非遗展览展演外，还不定期举办各种非遗展览，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国内各类活动。傣族竹编、华宁陶等项目多次参加全国非遗展；传统音乐四腔参加西部民歌大赛荣获金奖，参加全国民歌大赛获优秀奖；传统舞蹈磨皮花鼓舞参加第十届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获金奖。

我市非遗保护工作的稳步推进，让一大批民间传统文化项目暂时摆脱了窘境。

澄江三名古稀花灯艺人在林间围坐，准备一展歌喉。（图片由市非遗办提供）

不容乐观的保护现状

今年7月，记者随市政协考察组先后对通海、元江和新平三县的非遗保护工作进行了考察，随后，又专程前往江川、澄江、华宁等地，走访了当地一批民间艺人和工艺师。记者看到，非遗保护在各地越来越受重视，但其“水土流失”现象依然严重。

第一，目前列入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只是“冰山一角”。受限于调查力量和调查人员业务能力，导致调查的深度、广度明显不够，许许多多有价值、有影响的项目没有被发掘出来，特别是一些祭祀性的内容被当作封建迷信或者粗鄙的东西而有意无意被忽略。

第二，人亡艺断的现象依然频繁发生。老一代离去，新一辈顶不上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青黄不接的断链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第三，非遗保护功利性过强。在一些地方，基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旅游宣传的需要而开展非遗收集、申报和保护，一些不能在市场中变现的项目受到冷遇。

实地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并非所有被列入非遗保护对象的项目，就一定能摆脱生存危机。

被列入国家级传承项目的关索戏，曾在1995年澄江傩戏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声名远扬，尤其是随着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播出而广为人知。印象中的关索戏，表演神秘、庄严而精彩。时过二十余年，2016年记者参加澄江立夏节时再次观赏到关索戏，虽然服装道具、灯光音响焕然一新，但表演水平却明显下降。

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格外深刻。当年，一名到澄江参加傩戏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日本女学者曾发问：“为什么表演要半蹲着进行？”结束表演的老艺人回答：“上一辈就是这样教的。”

现在的表演，屈蹲已被直立所取代，原来类似小翻的动作，现在表演起来只是往后抬抬腿而已。

传承走样，在众多的非遗项目传承中可不是个别现象。

新平县戛洒镇傣族的土锅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大量的作品被市内外游客所收藏。然而，随着传承人刀拉爱老人的辞世，后续土锅制作师的工艺水平大不如前。

玉溪日报记者蔡传斌曾采访过多名民间工艺传承人，他担忧地感慨，传承水平下降，甚至变形走样，有时比失传还要更可怕。

确实，借助现代高科技的光影声像记录技术，如果一个非遗项目存留于档案中，一旦有需要，通过专业人士尚可能复活，而把走样的技艺留传给后代，非遗的价值还有几何？

澄江禄充大渔笼编织传承人杨永坤已不再编大鱼笼，现在他以编织竹编花瓶、灯罩等器物为生。

承载了不知多少人记忆的油漆笠帽，华宁民间艺人的产品，如今被当作工艺品挂在墙上。

不让非遗再成绝响

“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文化的一体化，在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潮流面前，很多文化遗产在丧失。”据玉溪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云岭文化名家、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馆长张汉东介绍，发达国家重视非遗保护，我国发达地区也开始重视非遗的保护，其根源在于当人类在解决了吃饱穿好的物质层面需求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之心便会越来越强烈，而到那时，蓦然回首，我们丢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可能再难找回。

非遗传承实际是在跟时间赛跑。突破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短板，综合专家的意见，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做好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据悉，在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师带徒活动，由地方政府负责“兜底”，其中徒弟生活费开支补贴多在600元到1200元上下，师傅授业时还有授课费。

二是尽快培养和发展一支专业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有奉献精神的非遗保护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

三是做好非遗的交流传播、开发利用工作，把非遗保护同旅游业、农家乐等三产发展结合起来，让非遗保持自然状态和真实性。

四是加大非遗教育力度。只有当年轻人了解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非遗才能不断蓄势，恢复活力。

在这方面，玉溪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红塔区和元江县部分小学，花灯和棕扇舞已经进入学生课堂。玉溪师范学院创立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建立起民族绘画实验室、少数民族刺绣实验室、陶艺实验室、木雕实验室、手工实验室、青铜制作实验室等13个实验室，开设民族传统体育、民间手工刺绣、民间扎染、本土陶艺制作等十余门既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特点，又有云南民族文化特色的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一批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名誉讲师（兼职教师）的身份受聘授课，使学生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和热情，被专家视为高校助力民族文化传承的范例。

张汉东认为，目前玉溪非遗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视非遗项目生存状况分不同类型进行保护。

对那些既丧失了传承土壤，又没有市场的项目，应通过人类学的方法，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真实地进行记录。

对生存状况良好的项目，要通过政府项目资金的引导和专业人员的指导，实现传统文化传承所追求的活态传承。死水养不出活鱼，要让“一池水”都活起来，就要让非物质文化项目在文化生态保护的大环境中得到整体性的保护，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玉溪日报记者 邢定生）